全球碳市場的現狀與發展趨勢（中文版）.pdf

全球碳市場的現狀與發展趨勢報告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World’s Carbon Markets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林學院中國綠碳基金會 Faculty of Forestr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hina Gren Carbon Foundation 2016年 8月 17日 1 簡述（ cutive Summary）專家們普遍認可如果能把全球變暖控制在 2oC以內，將能夠避免氣候變化帶來的重大影響。然而，要達到這一目標，相對于當前的政策和巴黎會議上的各方承諾，仍需要更為積極而廣泛的努力（ UN 2015; Kossoy et al. 2015b）。關于采用一個全球化的碳市場或碳排放交易體系（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以下簡稱 ETS）以便達成全球減排目標的動議，在 2005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 以下稱 KP）中就已經開始被采用 Roppongi et al. 2016; UN 1998。從那時起，碳定價機制覆蓋的溫室氣體排放份額在總排放中的占比已增長到之前三倍。截止到 2015年 8月，全球共有 39個國家、 23個城市、州和地區實施了碳價格，達到約 7GTCO2e （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12）（ Kossoy et al. 2015b）。一個國際性的碳市場一直是氣候政策協商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并被巴黎會議協定認定為旨在應對氣候變化的一項必要工具（ Johannsdottir et al. 2016）。碳市場是指任何通過交易溫室氣體的排放權配額，允許配額持有者排放對應的二氧化碳當量而建立的市場。這個系統的基本原理在于使減排發生在減排成本最低的領域，從而最大限度的減少應對氣候變化的總成本 DECC 2015。最主流的碳排放交易體系的設計是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這個制度包括在一個基線排放水平上設定一個絕對控制的排放總量，允許控排主體交易額外排放權配額或是購買缺少的配額 Kill et al. 2010; Roppongi et al. 2016。隨著 40多個國家、 18個碳交易市場的運行，碳市場已經在全球區域分不同等級建立（次國家級、區域級、國家級和超國家級） Ranson Lucia 2015; Ellerman et al. 2015, 包括 31個參與國（ 28個成員國和挪威、冰島和列支敦士登） EC 2016; Ellerman et al. 2015，覆蓋了歐盟約 45的碳排放總量（ Kopsch 2012; Ellerman et al. 2015; EC 2013）。作為經過多次結構調整變化而歷久彌新的碳交易體系， EU ETS為其他建設發展中的碳市場提供了寶貴的指導案例。但是，該2 體系仍持續在某些領域存在發展顧慮，尤其是因持續增加的配額冗余造成了配額交易價格的崩潰（自 2006年價格頂點每噸 30歐元到 2013年每噸不足 5歐元） EC 2016; Ellerman et al. 2015; Kopsche 2012。該市場的不穩定因素主要包括配額過度分配，歷史法在免費配額分配過程中的使用和配額儲蓄制度 Kill et al. 2010。這些問題應當作為借鑒，在后來其他的碳市場中盡量避免。西部氣候倡議（ 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以下簡稱 WCI）是北美最大、最綜合的碳交易體系。其中兩個參與行政區域已經按照計劃日程實施了碳交易體系，即加利福尼亞州和魁北克省 Houle et al. 2015，目前尚有安大略省和曼尼托巴省計劃加入（ ICAP 2016）。作為一個以減排為目標，將氣候政策和碳市場融合的范例，加利福尼亞州碳交易市場于 2012年建立。該市場建立伊始，認真汲取了歐盟碳排放交易市場的經驗與教訓，避免在設計過程中出現類似錯誤，如免費配額的過度分配等 Cullenward 2014。加州的溫室氣體排放得到顯著下降，然而對于該碳市場成功與否的評價眾說紛紜 Cullenward 2014; Wara 2014，原因主要在于加州環境改善的進展并不能僅僅歸功于這個總量管制與交易系統，而是其實施了一攬子其他的環境政策和監管程序。此外，該市場還經歷過嚴重的碳泄漏（ Cullenward 2014; Wara 2014），導致其總量設置的作用弱化。加州碳市場凸顯了管理碳泄漏的重要性，同樣也說明需要在更大區域甚至國際性的碳市場運行伊始就避免這一問題的出現。在北美還有一個較小型的碳市場區域溫室氣體倡議（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以下簡稱 RGGI）。該市場是由美國東北部 9個州（康涅狄格州、特拉華州、緬因州、馬里蘭州、馬薩諸塞州、新罕布什爾州、紐約州、羅得島州和佛蒙特州）建立的，旨在限定電力行業的 CO2排放（ RGGI Inc. 2016; Fell Wang 2016）。中國通過汲取這 7個市場中最成功的經驗，將于 2017年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該市場將覆蓋每年約 40億噸的碳排放總量，這個數量是歐盟碳市場的兩倍，也比其他所有碳市場的總和都要大 Swartz 2016。中國碳交易試點市場以經濟發展優先為導向，有許多值得關注的特點，包括配額過度分配、薄弱的交易制度和有待完善的監測、報告與核查機制（ 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以下簡稱 MRV）（ Zhang et al. 2014）。其他需要關注的特點還包括在總量設置上以碳排放強度指標為基礎而不是絕對限額，事后調整配額分配，配額免費分配和過度分配Liu Pang Duan et al. 2014。盡管在建立全國碳交易市場上面臨許多獨一無二的挑戰（如政府對碳價格政策的嚴格監管和巨大的市場體量），在碳市場的發展和接軌方面，中國需要做出睿智的決定以承擔起國際社會中的責任?；?這樣的考量，與試圖將七個試點市場鏈接起來相反，建立一個自上而下，中央集中管控的全國統一的碳交易市場是明智之選。為了確保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忽略環境效益，中國現行體系中重經濟發展而犧牲環境保護的局面應當得到重視與解決。其他方面的建議還有應當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交易平臺，中央統一立法，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監管部門 Liu et al. 2015，確定一個嚴格履行和強調執行的機制（ Swartz 2016），健全相應制度與法規以保證市場按照一個明確的時間進度表來實施運行，以及實現信息透明化。其他正在亞洲和大洋洲運行的總量管制與交易系統包括新西蘭、日本、哈薩克斯坦和韓國等國家的碳市場。新西蘭碳交易體系的獨特之處在于其采用了自下而上的設計和無固定排放總量限制，并涵蓋林業和林業活動中產生的碳匯。該市場的最初設計允許使用無限量的國際碳信用抵消額度，但因為價格便宜的國際碳信用抵消額度的過度供應，該國不再允許與 KP有關的碳信用抵消額度在此市場交易（ Kossoy et al. 2015b）。日本擁有兩個城市級別的碳交易市場，分別是東京碳市場和琦玉碳市場。這兩個市場的設計極為相似，得益于以下幾個方面強有力的領導力和較高的管理水平，利益相關方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有效的數據支撐決策制定，平穩高效履約，沒有免費的交易配額分配，透明化的監督，以及重點針對能源消費者而非特定產業領域的某些實體（ Rudolph Roppongi et al. 2016）。縱然這些碳市場規模很小，但它們證明了通過一個強制監督管理的碳排放總量限制 Roppongi et al. 2016 并嚴格立法，可以有效的減少 CO2的排放 Rudolph Roppongi et al. 2016。哈薩克斯坦在碳市場建設方面也邁出了一大步，在 2013年建立了一個強制的全國4 性碳交易體系。然而，這一體系的發展前景仍不明朗，其主要原因在于 2016當選的哈薩克斯坦新一屆政府因為工業保護者們（ Climate Policy Observer 2016）的抗議確定了為期 2年的市場暫停期（至 2018年）。韓國政府在 2015年 1月實施了一個全國性的碳交易體系，其主要特點在于對早期減排量進行額外的配額獎勵，并使用事后調整措施作為價格調控手段。目前，這個市場還比較年輕，其有效性，公眾認可度、工業領域的接受程度、以及與國際市場鏈接的潛力還有待時間檢驗。有很多激勵政策可用于建設發展國際碳交易市場，這些手段能夠增加減排的經濟效率，更加穩定市場價格，維持市場的一致性，在達成減排目標方面更具有靈活性和透明度，同時減少大型市場參與者對市場的干擾影響，降低交易成本和減少碳泄漏的風險。 Johannsdottir et al. 2016; Kossoy et al. 2015b; Ranson Carbone et al. 2009; Haites 2016; Kill et al. 2010; Hawkins Ranson Carbone et al. 2009; Haites 2016; Kill et al. 2010。目前國際碳市場交易體系的嘗試都是基于京都議定書的衍生，包括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以下簡稱 CDM）和聯合履行（ Joint Implementation，以下簡稱 JI） UNFCCC 2014。這些機制通過整合碳補償（亦可稱碳匯、碳信用）項目提供碳信用抵消額度以供給全球現有的碳市場，從而間接的把這些市場鏈接在一起。盡管這些機制為各國達成其減排目標提供了靈活性，并且 CDM機制下可以促進可持續發展 Rahman UNFCCC 2016，但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市場的監管規定導致溫室氣體的排放遠超 KP目標，因此頗受詬病 Kollmuss et al. 2015。這對于計劃將碳交易市場進行全球鏈接的國家的環境完整性是一種威脅。舉例來說，若將這些碳補償項目的碳信用抵消額度計入歐盟碳交易市場，將影響破壞歐盟約 4億噸的減排目標 Kollmuss et al. 2015。盡管在巴黎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更全面角度發展的國際碳市場 Garvard et al. 2013，這個新市場機制的發展應當汲取之前 KP時代全球化碳市場各種嘗試中的諸多經驗擁有公眾可見的文件、采取完全透明的程序對于碳信用許可分配機制至關重要；只有被國際所廣泛認可的方法學才能被合法使用；碳項目核查方應當對其行為負有完全責任，并向市場監管方進行報告；不允許追溯分配額度；投資者應當在項目初期就理性判斷該項目會否得到批準，從而避免對非額外性項目的偏好 Kollmuss et al. 2015。清潔發展機制和聯合履行代表著使用通用的碳信用抵消額度，以間接方式鏈接國家和區域5 之間的碳交易市場，從而建立全球碳市場的一種策略。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三種發展建立全球碳市場的可能場景，包括以國際條約為基礎、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國際碳市場；通過正式鏈接各國家和區域之間的碳市場、建立一個自下而上的國際碳市場；或是一個上述方法結合、兼具各方要素的綜合型的國際碳市場（ Flachsland et al. 2008; Rudolph Kossoy等 2015b）。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到 2050年，需要在 2010年的水平上減排約 40-70％（ UNEP 2014; IPCC 2014）。目前大多數與氣候變化相關的財政資源（總計每年約 3500億美元）都花在了減緩努力上，但是為了達成減排目標和穩定氣候變化，財政資源投入必須大幅增加，投資模式必須更多地轉向長期的、低碳的解決方案。遠大的目標同相對滯后的政策和實踐之間相互脫節并不新鮮。關于采用一個全球化的 ETS的動議，在 2005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以下簡稱 KP）中就已經開始被采用，作為幫助達成全球減排目標的國際行動戰略 Roppongi et al. 2016; UN 1998 。從那時起，碳定價機制覆蓋的溫室氣體排放份額在總排放中的占比已增長到之前三倍，到 2015年 8月，全球共有約 39個國家、 23個城市、州和地區實施了碳價格，相當于約 7 GtCO2e（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2％）（ Kossoy et al. 2015b）。一個國際性的碳排放交易體系一直是氣候政策協商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并被巴黎協定認定為旨在應對氣候變化的一項必要工具（ Johannsdottir et al. 2016）。碳市場指的是任何通過交易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碳當量）的排放權配額（或許可），允許配額持有者排放相對應的二氧化碳當量而建立的市場。在本篇報告中，碳市場、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和 ETS這些術語可以替換使用。碳交易是指這些配額買賣的過程，當配額持有者排放量低于這個配額，他們能夠在市場上賣出剩余的部分，相反，如果排放量超過配額，持有者可以在市場上買進超出部分的配額（ kill等人， 2010年）。這個系統的基本原理在于使減排發生在減排成本最低的領域，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應對氣候變化的總成本，并通過鼓勵市場參與實體限制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DECC 2015）而進行積極的環境保護行動。最主流的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的設計是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 cap-and-trade），包括在一個基線水平上設定一個絕對控制的排放總量，如果實際排放量低于控制排放總量，參與主體可以對額外的排放權配額進行交易，8 如果實際排放量超出控制排放總量，則購買缺少部分的排放權配額（ Kill et al. 2010; Roppongi et al. 2016）。雖然碳排放權交易的基本原則簡單而有吸引力，但在這些系統運行的實踐當中存在著復雜的政治和技術挑戰（ Helm 2003; Cullenward 2014）。碳市場已經在全球區域分不同層次建立與運行，包括次國家級，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和日本東京市；區域級，如區域溫室氣體減排行動（ RGGI）；國家級，如新西蘭和瑞士 ; 超國家級，如歐盟排放交易體系 Ranson Kopsch 2012; Cullenward 2014; Johannsdottir Knudson 2015）。有些人甚至認為，如果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是公平和嚴謹地去考慮一個國家的歷史排放量及其支付能力，碳市場是實現 2℃目標的一個必要條件（ Knudsen 2015）。考慮到這種公平性，一位研究人員建議，目前歐洲和美國都需要設置一個負排放的目標，以進一步強調在任何全球氣候政策中國際性碳交易的決定性作用（ Knudson 2015）。雖然碳市場確實具有激勵技術開發和可再生能源投資的潛在能力，但只有當碳價格足夠高，即遠高于其當前價值時，才能實現這一潛能（ Kill et al. 2010）。2015年大部分 ETS的碳價格都低于 10美元／ tCO2e（ Kossoy et al. 2015b），而要與實現 2℃的目標相一致，到 2030年，預計全球平均碳價應在 80-100美元／ tCO2e之間（ Clarke et al. 2014）。當然，由于碳市場在當前氣候政策中的普遍性，其發展經歷了許多的分析和批評，包括對 ETS的整體設計、詳細規則和監管制度的關注與疑慮。作為一種用來穩定氣候變化的工具，碳市場的當前架構存在三個主要的爭議它不會導致最低的社會成本；它不會促進長期向低碳經濟轉型；而且它不會服務于氣候的利益。關于社會成本，有人認為，通過讓污染排放者通過購買無結構性變化的排放量來實現減排目標，只會使公司的短期成本較低，而經濟和社會層面的氣候行動的長期成本是增加的（ Kill et al. 2010; Helm 2003）。關于低碳經濟轉型，在某些情況下，碳市場可以允許工業企業通過購買碳排放許可和減排許可以延遲其在清潔技術方面的投資，從而延緩了他們向低碳經濟基礎設施的過渡轉型，產生了相反的預期效果。而且，這種機制也可以影響氣候的利益，如當 CO2排放價格比較低的時候，污染排放者可以購買大量的碳排放許可，然后在以后價格升高時用于排污（ Kill et al. 2010）。在這些 ETS的詳細監管規定和實施方面，需要考慮三個主要問題發達地區的碳市場和發展中地區的碳減排項目的鏈接，可能會導致碳泄漏；缺乏監管和透明度，會導致低報碳排放量，過度報告碳減排許可額度，或為某些特定的利益相關方創造收益；以及不持續發展行為的無意增加，如燃燒生物燃料以出售碳排放信用，而導致用不夠可持續發展的替代品來代替以前使用的生物殘余物（ Kossoy et al. 2015b; Haites 2016）。碳泄漏對所有碳排放交易體系的環境完整性是一個主要威脅，因為碳定價機制尚未在全球統一實施。當企業把生產或投資轉移到其他減排成本較低的管轄區域時，就會發生碳泄漏（ Kossoy et al. 2015b）。一個碳交易市場的有效實施還需要嚴格監測排放和核查報告減排量，這需要精確的監測和精密的測量設備，目前10 存在對許多不清晰的 MRV案例的懷疑（ Kill et al. 2010）。上述因素的組合可以導致排放量的總體上升，而不是這些 ETS體系預期的排放減少（ Kill et al. 2010）。因此，應當對這些問題予以充分考慮和解決，這對于未來碳市場的發展相當重要。 1.2碳稅在氣候政策中的角色顯然，碳定價機制將在未來氣候變化政策中發揮作用，其中兩個主要的方法是碳交易市場和碳稅。碳稅實際上是對燃燒化石燃料所產生的 CO2排放征稅。通過對每噸溫室氣體排放定價，碳稅導致了一個逐步漸進的市場反應，鼓勵排放者轉向減排密集型生產，最終實現減排終極目標（ Kossoy et al. 2015a）。這種碳定價的方法首次出現是在 1990年，芬蘭是第一個實施碳稅的國家（ Sumner et al. 2011）。從那時以后，先后有 15個國家通過實施或立法方式征收碳稅（ Kossoy et al. 2015a）。現有的各國碳稅價格以美元 / tCO2計價，其價值各自不同。2015年 4月 1日，其價格分別為瑞典（ 130美元），芬蘭（運輸燃料為 62美元，其他化石燃料為 47 美元），瑞士（ 62美元），挪威（ 3-53美元），丹麥（ 24美元），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24美元），愛爾蘭（ 22美元），斯洛文尼亞（ 19美元），法國（ 15美元），冰島（ 8美元），葡萄牙（ 5美元），拉脫維亞（ 4美元），墨西哥（小于 1-3美元），愛沙尼亞（ 2美元），日本（ 2美元）和波蘭（小于 1美元） Kossoy et al. 2015a。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 ?。?British Columbia, 以下簡稱 BC）是成功征收碳稅的一個典范，其碳稅適用于所有燃料的購買或使用，覆蓋該省排放溫室氣體總量的約 75（ Pembina Institute 2014; Murray Wittneben 2009）。同樣，兩種碳定價方法在公眾收入流動、公眾成本、邊際成本的減少、產生資金的利用，持續時間和履行承諾方面也有所不同（ Kossoy et al. 2015a; Wittneben 2009）。實施碳稅會使財政收入的流動更加穩定和確定，因為碳稅對于公眾來說是系統成本，而碳市場中的碳價格會受市場波動影響。不論減排成本是多少，碳稅都是以相等的利率來獎勵減少排放。而碳市場被懷疑向更容易的、較早的減排者提供較高的獎勵，隨著時間的發展，市場達到飽和，獎勵變得越來越少，從而導致缺乏對長期結構性變化的激勵（ Wittneben 2009）。從碳稅征收來的全部資金更容易被用于政府的綠色項目，而使用從企業獲得的碳市場的收入卻不太確定。最后，碳稅更容易進行短期管理，它相當容易實施和結束，但是碳市場不會輕易地結束，因為它往往涉及到國際關系、外部投資收益和構建系統的大量努力（ Wittneben 2009）。一些人認為，一個國際性協作的碳稅機制可能是一個更快、更簡單、更便宜的減排解決方案，其減排潛力沒有上限（ Wittneben 2009）。然而，碳市場提供了允許減排發生在減排成本最低區域的好處，能夠自動適應通貨膨脹和外部價格變化，更能應對處理所有 6種溫室氣體，更有助于國際協議通過減排目標來修復特定的環境產出。最后，碳市場對私營工業部門更具吸引力，使其具有從未使用過的碳排放配額中獲利的靈活性和機會。如果要在這兩種碳定價形式之間進行選擇，最好的辦法是根據管轄環境和管轄范圍，以及更廣泛的國家級別的經濟優先事宜（ Kossoy et al. 2015a）。盡管過去碳稅作為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的一種替代方法經常被討論，但現有的碳稅往往與其他碳政策相結合，并能夠很好地作為 ETS的補充（ Sumner et al. 2011）。而 ETS可能更難以在沒有顯示明確排放來源的部門（如交通運輸）實施。因此，碳稅可以與 ETS及其他低碳政策結合使用。例如，法國和葡萄牙對未包括在 EU ETS中的特定行業征收碳稅（ Kossoy et al. 2015a; Sumner et al. 2011）；挪威的碳稅覆蓋了約 68％的 CO2排放量，同時也通過 EU ETS覆蓋其所有溫室氣體排放量的35-40％；瑞典則針對能源和交通運輸部門征收碳稅，但依賴于其它策略如通過 EU ETS減少其他行業部門的排放量（ Sumner et al. 2011）。碳稅與 ETS的互補應用正在越來越多地實施，兩種方法的特征結合形成了一種混合型的方12 法（ Kossoy et al. 2015a; Sumner et al. 2011）。碳稅不太可能取代 ETS而作為一種國際政策，因為迄今為止，它已經嚴格地在國家或次國家級區域進行了實施，而國際碳市場的發展正在進行中（ Kossoy et al. 2015a）。這兩種政策的互補使用將成為成功對碳定價的最有效手段。 1.3巴黎協定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一次締約方大會（ COP21）的成果，巴黎協定已經由 175個國家簽署，盡管目前大多數國家的 INDC尚待批準，并且各參與國提交的目標也是模糊的（ UNFCCC 2015）。當前各國的 INDC需要更有雄心的減排目標，以便與巴黎協定的主要目標達成一致，從而盡可能將全球氣候升溫控制在超出前工業化水平 2oC的范圍以內（ Kossoy et al. 2015b）。一些國家將碳定價機制作為 INDC中減緩氣候變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這些文件昭示了未來碳定價機制的實施（ Kossoy et al. 2015b）。中國、挪威和冰島都表示 ETS將在其減排戰略中發揮關鍵作用。韓國、新西蘭、哈薩克斯坦、烏克蘭和瑞士也都強調打算利用國際碳排放許可來實現減排目標（ UNFCCC 2015）。然而其他一些國家，如安道爾、歐盟、加蓬、馬紹爾群島和美國，已經在他們的 INDC中排除了使用國際碳排放許可（ Kossoy et al. 2015b）。這對于歐盟和美國來說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聲明，因為它們是在全球氣候政策和碳交易中發揮影響力的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排放體。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的類型作為未來氣候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也出現在許多國家的 INDC當中，加拿大、瑞士、新西蘭、澳大利亞、烏克蘭和日本都表示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和林業（以下稱 LULUCF）將納入在國家的減排目標中。印度、中國和哈薩克斯坦都強調森林可以增加碳封存（ UNFCCC 2015）。巴黎協定的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建立了允許進行國際碳交易的兩種國際市場框架（ UNFCCC 2015）。協議的第六條描述了建立一種合作方法框架，以鏈接現有的碳市場，同時建立一個旨在促進溫室氣體減排和支持可持續發展的新市場機制框架（以下稱 NMM）（ UNFCCC 2015）。這些框架的細節尚未披露，將在未來確定，但協議闡明了這些機制的關鍵要素，如建立規則、模式、程序和透明監管制度等（ UNFCCC 2015）。 NMM作為一個整體的市場解決方案，將補充 KP項下的清潔發展機制（ CDM）和聯合履約（ JI）的功能（ UNFCCC 2015），同時比 CDM更加增進了非京都議定書附件一清單國家的參與程度（ Gavard et al. 2013）。盡管這些框架目前的細節披露有限，但仍然彰顯出碳交易在未來國際氣候政策中的重要性。 13 2.碳市場現狀與發展趨勢為了進行有意義的比較分析，本報告按市場架構方法對所有碳市場進行分類，主要分組包括混合型的市場，自上而下形式的市場和自下而上形式的市場。所有規模的碳市場將被評估，將這些對比組按照幾個重要的特征進一步分類，包括排放覆蓋范圍，配額分配方法，以及市場是否認可國際碳抵消（圖 1）。市場架構方法指的是碳市場的排放總量設定方法，比如一些碳市場是先設定一個總量，然后向下分配配額；另一些碳市場是先分配配額，然后自下而上匯總形成總量；而其余的碳市場在不同的管轄范圍內采用這兩種方法的混合。排放覆蓋范圍的高或者低，取決于該市場內的控制排放總量，既要考慮納入市場管理的控排量占總排放量的比例，也要考慮納入市場控排管理的溫室氣體的總數量。如果碳市場覆蓋的絕對排放總量超過總排放量的 50，并且覆蓋約 3種以上的溫室氣體，該市場可被歸類為高覆蓋。同樣，如果碳市場覆蓋的絕對排放總量低于總排放量的 50，并且少于 3種溫室氣體，則被歸類為低覆蓋。配額分配方法可在各市場之間進行另一層級的比較，管理當局可以免費分配、拍賣或以市場價格出售碳排放配額。為更有利于國家和區域碳市場的分組可比性，本文中配額分配被定義為混合分配方法，免費分配方法，或基于主要排放配額分配的拍賣方法。最后，基于市場內國際碳抵消額度是否被認可這一基礎，對各碳市場進行比較。總的來說，這些關鍵特征促進了全球碳市場之間的討論和比較。有關所有當前正在運行的碳市場的更多詳情，請參閱附錄 A。14 2.1 混合型的碳市場 2.1.1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歐盟排放交易體系（ EU ETS）成立于 2005年，是世界第一個、最大的、運行最長的總量管制與交易系統（ European Commission EC 2016; Lucia 2015; Ellerman et al. 2015）。它是一個被所有 31個參與國（包括 28個成員國和 3個密切相關成員國挪威、冰島和列支敦士登）使用的（ EC 2016; Ellerman et al. 2015）集中的碳排放交易體系，擁有單一的監管機構（歐洲委員會）和單一的履約工具（歐盟配額），覆蓋了約 45的歐盟總排放量（ Kopsch 2012; Ellerman et al. 2015; EC 2013）。這個排放交易體系包括了 3個履約階段（ 2005-2007年 , 2008-2012年 , 2013-2020年），其遠大目標是在 ETS覆蓋的行業范圍內，到 2020年，其排放量相對于 2005年的水平減少 21，到 2030年，其排放量相對于 2005年水平減少43 （ DECC 2015; Haites 2016; Kossoy et al. 2015b; Kopsch 2012; Kill et al.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