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家族傳承意愿與政治關系的調節效應.pdf

160 管理評論第31卷際化戰略與企業績效關系。本文的主要貢獻是第一,結合國際化的資源觀和社會情感財富理論,首次對中國本土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展開跨地區的經驗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出中國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第二,從家族傳承意愿、政治關系的角度去考察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家族傳承意愿是家族企業區別于非家族企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與政府部門建立良好的政治關系則反映了中國國際化家族企業的獨特制度情境。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彌補以往過于重視分析二者之間直接關系的研究缺陷,深刻揭示中國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的情境機制,拓展和豐富相關學術領域。研究假設資源觀的國際化理論認為,企業的資源存量影響企業國際化能力與績效表現。家族企業區別于非家族企業的獨特性資源是“家族性”,“家族性”是家族系統涉入企業系統所帶來的異質性資源束[14],包括家族的人力資本、財務資本、社會資本和治理結構等。這些家族資本與旨在促進家族企業國際化擴張的財務資源與管理能力等相聯系,影響家族企業的國際化戰略選擇與企業績效;與非家族企業相比,保存或增加社會情感財富是家族企業最顯著的特征以及家族企業戰略決策的重要參照點[15]。家族對社會情感財富的追求,影響家族企業國際化資源與能力積累,進而影響家族企業國際化戰略選擇、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家族傳承意愿會引導家族企業增加創新投入[16],注重與外部利益相關者建立長期性合作關系[17],因此家族傳承意愿與家族企業國際化資源和能力積累存在緊密關系。研究發現,網絡關系提供了企業廣泛和獨特的資源基礎[18]。與政府部門建立的網絡關系有助于家族企業獲取國際化經營活動所需的各類稀缺資源和政策信息等[3],幫助家族企業在東道國市場上迅速建立社會合法性[3],降低家族企業國際經營活動的風險與成本等?；谝陨戏治?本文認為,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緊密的關系;家族傳承意愿、政治關系對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具有調節作用如圖1所示。圖1 研究模型1、家族企業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家族企業國際化對企業績效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在國際化初始階段,家族企業傾向于選擇高地理鄰近性的海外市場[19],此時家族企業所面臨的國際化障礙有限,知識獲取渠道更加多樣化,企業組織結構和內部制度等也不需要做大幅改動[20],從而家族企業國際化的經營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對較低;同時,在國際化初始階段,家族企業傾向于選擇出口貿易這一不威脅其獨立性的國際化模式,該國際化模式具有最小的資源需求和企業風險[21]。根據資源觀國際化理論的解釋,企業的資源存量影響企業國際化能力和國際化經營活動的財務績效表現?；谫Y源觀視角的家族企業研究把信任、利他主義、家族社會資本、長期導向等看作是家族資源的重要表現[22]。在國際化初始階段,這些家族資源能夠促進家族內部快速的決策過程、國際化過程的分享和參與愿景等家族內部關系,以及家族企業與供應商、客戶和政府機構等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合作關系[3,23],進而有助于家族企業降低國際環境的復雜性及國際化的交易成本,克服國際化過程中的知識與信息、財務資源和管理能力不足等劣勢。因此,處于國際化初始階段的家族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的績效表現可能更好。隨著家族企業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國際化對企業績效會產生消極影響。由于不熟悉的語言環境、社會文化、商業環境和政治制度等,國際化擴張將導致家族企業面臨增大的環境復雜性,而擁有必要的管理能力是家族企業處理這一增大的環境復雜性的關鍵[24,25]。財務資源通過為家族企業投資生產設施滿足國際市場需求、實施特定的國際市場戰略和品牌活動、雇傭處理國際業務的專門人才等活動提供資金支持,也成為家族企第9期周立新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161 業國際化擴張的關鍵因素。然而,受家族自身規模和能力的限制,家族企業國際化所需資源和能力在家族內部可能并不存在[26];家族對社會情感財富目標的追求,使家族企業傾向于雇傭家族經理和使用內源性融資[9],也不愿意在企業組織結構和職業管理系統上做出變化[2],這會限制家族企業國際化所需財務資源和管理能力發展[27];此外,由于家族領導人對企業的直覺知識,使家族企業嚴重依賴非正式控制和決策制定[28],這些個人知識不足以應對家族企業國際化擴張的需要[24-25]。隨著國際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家族企業國際化所面臨的復雜性、資源與能力約束矛盾更加突出,東道國政治、文化和商業環境的熟悉障礙、國際化的信息處理負擔、企業組織結構和職業管理系統的調整成本也將進一步增大,引起家族企業國際化成本的急速攀升,從而家族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可能不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甚至可能導致企業績效的下降?；谏鲜龇治?本文認為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之間不是簡單的正向或負向關系。一方面,在國際化初始階段,信任、利他主義、家族社會資本和長期導向等家族資源能夠彌補家族企業國際化所需知識與信息、財務資源和管理能力不足等劣勢,降低國際環境的復雜性及國際化的交易成本,導致家族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的績效表現可能更好;另一方面,隨著國際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家族企業僅僅依靠家族資源已無法滿足國際化的資源與能力需求,而家族對社會情感財富目標的追求也限制了家族企業國際化所需資源與能力發展,同時家族企業國際化所面臨的環境復雜性及國際化的交易成本將進一步增大,導致家族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的績效表現會更差。由此提出如下假設H1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2、家族傳承意愿的調節效應家族傳承意愿會引導家族企業關注企業的長期生存與發展,比如,增加創新投入[16],注重對外部利益相關者做出戰略性承諾并發展持久性合作關系[17],這些戰略性承諾和持久性合作關系提供了家族企業國際化擴張所需的資源、知識和信息基礎[3];同時,具有家族傳承意愿的家族企業更傾向于選擇家族成員占據關鍵管理職位,家族傳承意愿增大了家族成員成為企業CEO的機會。家族企業中所有者與管理者的高度一致性,使二者之間的利益更加一致,溝通也更加充分,有助于家族企業快速決策以應對國際復雜性的沖擊,降低家族企業國際化經營活動的協調和監督等交易成本;此外,具有家族傳承意愿的家族企業主會更多地與家族成員溝通以發掘最合適的接班人,通過安排后代進入家族企業鍛煉、或通過安排后代進入海外學校接受教育以培養合格的接班人。前期工作經歷使繼承人能夠較早地獲取未來職位必要的知識和能力,包括國際化知識和能力;繼承人的國際化教育經歷降低了家族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心理距離、風險感知和不確定性。一些經驗研究也揭示,家族企業國際化傾向和成功取決于家族成員的教育水平及國際化的前期經驗和知識[29]。因此,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具有強家族傳承意愿的家族企業通常具有更多的國際化資源以及更加充分的國際化準備,從而實施國際化戰略的績效表現可能更好。由此提出以下假設H2家族傳承意愿對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即隨著家族傳承意愿的增強,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增大。3、政治關系的調節效應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部門仍然掌握著大量的經濟資源及其處置權,家族企業通常難以從這種體制中取得國際化經營活動所需稀缺資源,尤其是金融資源,也不易獲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政治關系等非正式制度通常成為正式制度的重要替代機制[30]。作為企業國際化的一種重要戰略性資源[18],網絡關系能夠帶來多樣化的資源、知識和信息。與非家族企業相比,新興經濟體國家中的家族企業傾向于與政府部門建立政治關系,以獲取稀缺資源和建立組織合法性[13]。政治關系對國際化家族企業績效的積極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與政府部門建立良好的政治關系,有助于家族企業獲得政治合法性、產業或市場準入、政府補助、稅收減免、土地資源和銀行貸款等稀缺資源[31,32],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場不完善和再分配體制對國際化家族企業的資源與能力約束;第二,擁有較多政治關系的家族企業,往往具有較強的政治理念,會時刻關注地方政府的各種經濟政策、經濟動態和信息,并積極調整企業行為與政府政策保持一致[33];第三,與政府部門建立良好的政治關系,家族企業也積累了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技巧和策略,這些技巧和策略會帶入到海外市場[33],有助于家族企業處理與海外投資地政府部門的關系,進而提升國際化家族企業的經營績效。由此提出以下假設162 管理評論第31卷H3政治關系對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即隨著家族企業政治關系的增多,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增大。研究設計1、數據與樣本數據來自作者2014年對浙江和重慶制造業私營企業的問卷調查,發放問卷330份,回收問卷276份。參照國內學者的常用做法,即將企業主及其家族持股比例大于50的企業界定為家族企業,共獲得251個家族企業樣本。其中浙江占41. 8,重慶占58. 2;紡織制造業占23. 5,汽車、摩托車和零部件制造業占15. 9;企業平均資產規模為9192. 44萬元;企業平均經營年限為11. 44年;2013年企業國外銷售收入占當年銷售收入比重在0、0 10、11 25、26 50、51 75、75以上的企業分別占42. 9、27. 9、14. 3、6. 9、4和4;具有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中專、大專、本科和研究生文化程度的企業主分別占1. 6、14. 9、34. 5、22. 9、19. 3和6. 8;行業工作年限15年以上、914年、48年和13年的企業主分別占41. 2、30. 8、24. 4和3. 6。2、變量測量1因變量。企業績效PERM,學術界對企業績效的測量主要采取了會計指標如ROS、ROE、銷售增長率、市場指標如托賓Q值、每股盈余EPS和綜合指標綜合運用財務與非財務指標、客觀與主觀數據三種方式[34],考慮家族企業客觀財務數據獲取的困難性,本文采用綜合性的主觀績效指標,包括5個題項,即與同行主要競爭對手相比企業過去3年銷售額、利潤、市場份額和員工人數增長及資產回報,量表使用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取值范圍從1“很差”到5“很好”。該量表的Cronbach α為0. 889,KMO為0. 876,變量的累計解釋量達69. 239,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2自變量。國際化程度INTE,理論與實踐表明,家族企業傾向于選擇出口貿易模式,避免選擇合資企業和戰略聯盟等威脅其獨立性的國際化模式[3],因此學者們對家族企業國際化程度的測量,基本上采用了企業國外銷售收入占總銷售收入比重這一指標,本文采用2013年企業國外銷售收入占當年銷售收入比重測量,0、010、1125、2650、5175、75以上分別編碼為16。3調節變量。 A.家族傳承意愿FGS,借鑒Berrone等[15]和Vandekerkhof等[35]的量表,包括5個測量題項,示例問題如“保持企業的家族傳統和家族特征”“將成功企業傳遞給下一代家族成員”。量表使用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取值范圍從1“很不重要”到5“非常重要”。該量表的Cronbach α為0. 821,KMO為0. 838,變量的累計解釋量達58. 41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B.政治關系POL,采用近兩年企業與母國政府主管部門建立正式或非正式關系的數量測量。量表使用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取值范圍從1“很少”到5“很多”。4控制變量?；谝酝南嚓P研究,選取包括環境、組織和個體特征的7個控制變量A.地區LOCA,不同地區在市場、制度和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影響國際化企業績效水平,本文將浙江企業編碼1,重慶企業編碼0。 B.企業規模SIZE,大企業一般擁有更多的財務資源、管理能力、國際化經驗和政府支持等,這些資源在國際化過程中可能轉化為企業收益,本文以2013年企業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測量。C.企業年限AGE,老企業更容易積累國際化知識和經驗,有助于國際化企業績效的提升,本文以企業成立年限的自然對數測量。 D.產業INDU,不同產業的企業國際化與績效存在顯著的差異[6],本文將制造業劃分為三種類型“紡織制造業”INDU1、“汽車、摩托車和零部件制造業”INDU2及“其他制造業”,設置2個虛擬變量,以“其他制造業”作為參照組。 E.創新INNO,創新活動通過創造和增加企業的無形資產進而提升國際化企業的經營績效[36],Graves和Shan[6]、Fernández-Olmos等[11]在論討家族企業國際化與績效關系時均將其作為控制變量。本文將創新定義為“2013年企業研發費用占銷售收入比重”,1以下、1 2、3 5、610、1115、1620和20以上分別編碼17。 F.企業主文化程度EDU,它通過影響個人的信息加工能力和辨析能力等影響國際化企業績效表現,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中專、?？?、本科、研究生分別編碼16。 G.企業主行業經驗EXP,家族企業是典型的企業家控制型企業,企業主家行業經驗會影響企業績效,比如,長期的行業經驗會使企業主家形成路徑依賴,鎖定在既有產品和技術上,可能不利于國第9期周立新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163 際化企業績效的提升。本文將企業主行業工作年限13年、48年、914年、15年以上分別編碼14。實證分析結果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表1顯示,家族企業國際化程度的均值為2. 134,標準差為1. 359,即我國家族企業國際化程度較低,并且不同家族企業國際化程度的差異較大;家族企業績效與國際化程度、家族傳承意愿、政治關系、企業規模、創新、企業主文化程度顯著正相關p0. 10;β-0. 029,p0. 10。因此,家族傳承意愿正向調節家族企業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績效關系,隨著家族傳承意愿的增強,家族企業國際化程度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增大。由此,假設H2得到初步驗證。3政治關系的調節效應。在表2模型6中,國際化程度一次項與政治關系的交互項INTEPOL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 047,p0. 10; β-0. 019,p0. 10。同時,在強政治關系的企業中,國際化程度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的倒U型影響β0. 198,p0. 10;β-0. 001,p0. 10。由回歸系數可以看出,強家族傳承意愿和強政治關系企業中的國際化程度對企業績效影響的臨界值大于弱家族傳承意愿和弱政治關系企業中的臨界值。這說明家族企業國際化程度對企業績效的倒U型影響關系在強家族傳承意愿、或強政治關系的家族企業更明顯,即家族傳承意愿、政治關系對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由此假設H2和假設H3得到進一步驗證。表3 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的分樣本檢驗結果變量家族傳承意愿政治關系強家族傳承意愿弱家族傳承意愿強政治關系弱政治關系-CONS 3. 187? ? ? 0. 356 2. 413? ? ? 0. 289 2. 112? ? ? 0. 410 2. 197? ? ? 0. 331LOCA -0. 1050. 155 -0. 0420. 132 -0. 0060. 188 -0. 212?0. 115SIZE 0. 074? 0. 031 0. 053?0. 028 0. 073? 0. 034 0. 085? ? 0. 028AGE 0. 0240. 088 -0. 0240. 068 -0. 176? 0. 076 0. 0760. 075INDU1 0. 0390. 191 -0. 232?0. 136 -0. 3040. 226 -0. 221?0. 128INDU2 -0. 413? ? 0. 150 -0. 1050. 137 -0. 1810. 142 -0. 378? ? 0. 138INNO 0. 0310. 041 0. 128? ? ? 0. 031 0. 093? ? 0. 032 0. 141? ? ? 0. 036EDU -0. 0440. 052 0. 0280. 044 0. 0070. 049 -0. 0250. 044EXP -0. 206? ? 0. 076 -0. 0270. 058 0. 0370. 067 -0. 200? ? 0. 063FGS 0. 152? 0. 069 0. 236? ? ? 0. 063POL 0. 105?0. 053 0. 0470. 048INTE 0. 157? 0. 065 0. 0760. 061 0. 198? ? 0. 065 0. 0360. 060INTE2 -0. 048? 0. 023 -0. 0190. 026 -0. 069? 0. 029 -0. 0010. 022R2Adjusted R2FN0. 2790. 1903. 137? ?1010. 2790. 2144. 326? ? ?1350. 2910. 2063. 434? ?1040. 3290. 2685. 356? ? ?132注?p0.10,? p0. 05,? ? p0. 01,? ? ? p0. 001。結論與討論家族企業是世界范圍內最重要的企業組織形態,國際化則是家族企業持續成長的常用戰略選項之一?；谡憬椭貞c制造業家族企業的問卷調查數據,本文研究了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并探討了家族傳承意愿和政治關系對兩者間關系的調節效應。研究結論與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中國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當國際化程度較低時,隨著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家族企業績效呈現出上升趨勢;然而,隨著國際化程度的持續提升,當達到一定程度后,家族企業績效隨著國際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呈現出下降趨勢。目前,有關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成果,聚焦于資源觀理論或社會情感財富理論等單一理論視角,并且以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中的家族企業為主要研究對象,針對中國本土家族企業的實證研究成果還是空白[37]。本文整合國際化的資源觀理論和社會情感財富166 管理評論第31卷理論,首先從理論上探討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家族企業國際化所面臨的資源與能力優勢及約束,進而分析家族企業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的積極與消極作用。實證結果不同于前期文獻中的正向影響[7]、負向影響[10]或W型曲線影響[11]關系。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拓展和豐富了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相關學術領域。第二,在當前中國家族企業面臨由第一代向第二代傳承的關鍵時期,家族傳承意愿對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家族傳承意愿意味著企業的長期導向特征、家族所有者與管理者高度的一致性等。因此,具有強家族傳承意愿的家族企業,國際化資源與能力積累更豐富,國際化的經營與交易成本更低,從而家族企業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更大,即家族傳承意愿強化了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這也意味著,以家族傳承意愿界定不同類型的家族企業,家族企業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不同。本研究不同于前期文獻關注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之間的直接關系、或關注家族傳承意愿對家族企業國際化戰略的直接影響[38],本文強調家族傳承意愿對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從而豐富了社會情感財富理論視角的家族企業國際化研究成果。第三,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家族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政治關系對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政治關系的差異意味著不同的產權保護、資源與信息獲取情況。具有豐富政治關系的家族企業,國際化資源與能力積累也更豐富,從而家族企業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更大,即政治關系強化了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這也意味著,以政治關系的豐富程度界定不同類型的家族企業,家族企業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不同。前期相關文獻關注企業家個人政治關系對國際化戰略或企業績效的直接影響[33],本文關注家族企業與政府間政治關系對國際化戰略與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機制。本研究拓展了政治關系、國際化戰略與企業績效關系研究,也深化了對中國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獨特制度情境的認識。本研究對家族企業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具有深刻的啟示第一,在新常態經濟背景下,我國大量的制造業家族企業面臨著國內市場競爭加劇以及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通過政策設計、出口促進計劃的設計與實施等政策措施,引導和幫助這些家族企業積極進行國際化擴張,是各級地方政府部門的一個重要任務,也是家族企業自身發展的現實選擇。第二,家族企業應深刻認識國際化程度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復雜階段性特征,采取措施延長企業績效拐點時間的到來,盡可能保持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績效的同步上升。在國際市場選擇上,應遵循鄰近性原則;積極推進公司治理結構改革,適度引入具有國際化知識的非家族經理,以應對家族企業國際化程度提升的復雜性、資源和能力需求。第三,目前我國家族企業正處于創始一代和二代傳承交接的高發階段,一代創業者尤其應加強對家族繼承人的遴選和培養,以充分發揮家族傳承意愿對家族企業國際化績效的作用。第四,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況下,家族企業與政府部門的良好關系可以替代正式制度促進家族企業國際化績效的提升,因此家族企業應該評估和權衡自身與政府部門的政治關系,以充分發揮政治關系對家族企業國際化績效的作用。本研究仍然存在需要改進的地方第一,沒有考慮家族企業國際化與企業績效關系之間可能存在中介變量作用;第二,對家族企業國際化的測量,僅僅考慮了國際化程度,沒有考慮國際化速度和國際化模式等國際化測量指標;對企業績效的測量,沒有考慮客觀的財務績效指標,也沒有區分長期績效和短期績效指標。這些問題有待未來的研究進一步完善。參考文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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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paper provides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and perance in family firms, es-pecially how family succession intention and political ties will affect it. Meanwhile, this paper can als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Chinesefamily firms to develop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Key words family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firm perance, family succession intention, political ties